陶宏开：网瘾国标不是敛财工具

　　旅美学者，华中师范大学教授，“中国戒网瘾第一人”

　　这次卫生部牵头制定网瘾国家标准，一方面说明相关职能部门的重视程度，同时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——网瘾问题已经上升到全社会必须正视的高度，需要“国标”出面来解决了。

　　2005年回国，从偶然帮助的第一个网瘾少年开始，发现国内网瘾患者年龄结构与西方显著不同——保守地说，九成以上的网瘾患者是青少年及一些初入社会的年轻人。老人及中年患者比例极低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除了国内互联网发展较晚、受众相对年轻化外，这种现象的出现可能与应试教育体制有关。网瘾患者的年轻化、低龄化成为我国网瘾独特的国情。既然要制定“国标”，在借鉴国际标准的同时，更需量体裁衣，设置一些国内更为适用的选项——比如国外网瘾标准多相对成人而言，国内标准应更多地侧重于未成年人，比如在时间标准的量化上应取更低值。

　　此前医学界已经推出过多个网瘾标准，虽然都不够完备，但均有可取之处，“国标”完全可以集百家之长，比如网瘾分级制度。我曾写过一本书，名为《孩子都有向上的心》，里面就将网瘾分为10个等级，1~4级为网瘾倾向；5~6级为轻度网瘾；7~8级为中度网瘾；9~10级为重度网瘾，很多医疗机构在界定诊治的时候用的就是这套标准，不同程度的网瘾患者也应配合不同的治疗方法。如果“国标”能将这些网瘾治疗的社会经验和临床数据收集起来，并辅以充分的国情调查，相信制定出来的标准会真正可信、可用。

　　最后说一句，标准的制定是一个去伪存真、不断完善的过程。希望相关部门本着对患者负责、为社会服务的精神，制定出一个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“国标”，而不是一个空洞的学术标准，更不应该是某些机关、部门借机敛财的工具。

　　应力：制定网瘾标准，我们太急了

　　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心理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

　　对于网瘾标准，现阶段卫生部还只是低调委托，积极筹划。不过，一旦成型，这将是国际上第一个网瘾界定、治疗的国家标准。

　　不过在我看来，这么一个世界第一，不争也罢。

　　美国精神病学家伊凡·戈德伯格1995年第一次提出了网瘾这个概念。转眼间14年过去了，美国依然没有将网瘾列入疾病范畴，更未出台任何医学标准。反观国内，网瘾问题引发社会普遍关注是在2005年之后，比美国整整晚了10年，4年不到便急于出台“国标”，是我们研究成果领先，后来居上吗？显然不是。是网瘾问题已经迫在眉睫，不得不治了吗？也不尽然——无论从网瘾患者总数，还是增幅，目前还都在可控范围内。

　　为什么说国标制定有些操之过急，其实与网瘾本身的特殊性有关。网瘾在医学界属于相对新兴的事物，发生机理尚未明确。所以在国内外多数人仍以“障碍”定义网瘾，即精神行为障碍，而非疾病。我不明白，对于一种连作用机理都不明确的“病”，急于制定标准，是为了辅助诊断治疗，还是为了制造社会恐慌？

　　标准的出台对网瘾治疗也有两面性。一方面，便于相关机构区分、界定网瘾；另一方面，这些被标准定义为网瘾患者的孩子也被贴上了标签，实际上对心理疏导是无益的。在我6年的治疗过程中，我一直主张去标签化，告诉孩子，“你没有问题，但问题困扰着你”。这样，利于解开心结。反之，如果被标准强行贴上标签，孩子的逆反心理会愈加严重，对网瘾治疗实际上是不利的。

　　所以，我希望这次网瘾“国标”的出台，能够从操作性层面定义，即为治疗机构提供指导意义，而不要将其划归为学术定义。目前，学术定义为时过早，待积累足够的病例样本，且学界对网瘾发生机理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后再来制定也不迟。